基辛格 基辛格：冷战时代的“最后一个人”｜记者的家新闻奖作品选登1

– 吴 博 士 评 论-

｜导语：在基辛格百年之后，人们或许会更多关注他的后五十年与中国的密切关系。但在我看来，他的一百年政治生命，实际上连接了19世纪、20世纪和21世纪，连接了三个世纪，也连接了世界大战、冷战和新冷战，堪称冷战时代的“最后一个人”，也是中国享有的持续半世纪冷战红利的象征和终结。

关键词：马基雅维利主义，冷战，斯宾诺莎主义、现实主义

*节选自「吴博士私享会」第47次分享

撰文｜吴博士

编辑｜卡托猫

亨利·基辛格去世之后，世界对他的一生毁誉参半。

譬如说，当中国官方主流媒体称之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时候，美国有很多批评的声音，把他称为中国利益的代理人；台湾媒体对他批评更严厉。《纽约时报》一篇专栏的大标题立场尖锐：《伪君子，亨利·基辛格》。更多人直接批评他为罪犯，要为越南战争期间在老挝、柬埔寨的大规模的平民死亡负责，要为冷战期间美国介入智利政治、推翻民选的阿连德政府负责，为印尼入侵东帝汶造成百万人民死亡负责等等。

另一方面，很多中文媒体、知识分子和普通人对他也有不同的标签，有人甚至荒谬地称他为激进尤太复国主义者，这说明中文世界里，太多人完全不了解基辛格，只是人云亦云。

1979年基辛格博士｜Getty Image

那么，基辛格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智者，还是一个玩世不恭、没有任何道德意识到犬儒主义者，或者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与此相关，也要回答：一个政客是否意味着与道德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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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人

为什么说是一个智者？记得小时候最早的政治启蒙读物，除了马恩列斯毛等等著作之外，在小学毕业的暑假得到一本书，中国大陆1974年出版的《基辛格：一个智者的画像》。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出版｜网图

那是1982年，中美蜜月期间，这本书对基辛格的正面评价影响了国内官僚的主流看法，对我个人则意味着政治启蒙。而基辛格的智者形象，在他卸任国务卿之后一直延续，并且因为此后四十多年的勤奋写作，他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位极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

同时，在他卸任之后的四十多年里，他没有停止外交努力，以资深外交家和著名院外游说代理人的身份游走世界各地，最多的恐怕就是五十多次到访中国。尤其是去世前的最后几年，比如今年7月以百岁高龄空降北京，几乎以一人之力、如精卫填海一般，维系着太平洋两岸的微妙联系。

结果，一方面，他的老迈身躯对于日渐孤立的西岸来说越发重要，而另一方面，他在华府的影响力早就日薄西山，成为过气人物，反而被看作所谓中美关系的基石——民间外交的代表。

2023年7月基辛格以百岁高龄最后一次访华｜

这种反差，包括他在幕后或多或少参与的最后一次外交活动——旧金山峰会，以及峰会前后的公开活动和讲话，恰恰表明，很大程度上，中国从1970年代初以来半个世纪的中美缓和——也是基辛格这位冷战大师所象征的冷战红利，都和基辛格的外交生涯（包括私人身份）直接的相关。

换句话说，他就是中国冷战红利的一个象征；而他的去世，就是中国冷战红利的终结；并且因为这个终结，我们看到了一个新冷战的开始。他以亲身见证和参与的百年生命，连接了19世纪、20世纪和21世纪，连接了19世纪的百年和平、20世纪的世界大战和冷战、以及21世纪的新冷战。

在这个意义上看，虽然有人把他称为“最后一个19世纪的人”，但在我看来，他毋宁是冷战的最后的一个人，如同福山1989年之后在《历史的终结》里写到最后一个人：他以顽强的生命和写作和炸猪排，否定福山的假说，扮演着冷战的最后一个人，直到迎来了新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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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智者的画像

回到他的生平。基辛格原名Heinz，这个姓是19世纪初根据巴伐利亚法律，他的祖父按照居住地起的德语姓氏，而他的家族生活在巴伐利亚北部的一个小城，菲尔特，纽伦堡边上的一个小城。基辛格1923年出生，到今年100年整，终生都带着浓重的巴伐利亚口音，全家在水晶之夜之前逃到了美国，定居纽约。二战期间，他在菲尔特的家族里有13个人死于集中营。

生于德国犹太家庭，少年时叫Heinz ｜资料图

年轻的基辛格在纽约上高中，同时把德国色彩的名字Heinz改成了Henry，但他的口音从没有变化。很多人把他当做一个传统的、典型的尤太人，认为他所代表的美国外交不是传统或者典型意义上的美国外交，以为他算是一个例外。这显然不对。如果将过去的冷战史与他的百年人生互参，即以他为方法，那么在我看来，他是最美国化的一个人物，他的外交也代表着美国的典型外交，而非特殊。

这一美国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战期间基辛格的从军历史。1942年基辛格应召入伍。彼时，在五湖四海的军营里，尤太人的评估成绩最高。在经历了波折的优才选拔之后，基辛格成为美国陆军84师的一个二等兵。不过，作为侦察部队的一员，他专门负责审讯德国纳粹分子，特别是在西德驻扎地，一度成为最有权势的人，承担着去纳粹化的甄别任务。他也目睹了附近集中营的惨状，亲口告诉集中营里幸存的尤太人，“你们自由了”。这段经历他之后没有公开提过，或许冲击太大。

二战中基辛格服役编入美陆军84师｜资料图

但是基辛格从来不是一个尤太复国主义者，尽管在战前那几年也受到尤太复国主义的影响，但是他属于不会说希伯来语的、一生都很少上教堂的世俗尤太人。对其产生更大影响的是，在参军期间，他遇到了人生第一个导师()。

在之前讲印度宗教生活的时候，我们讲过普通印度教徒和导师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是宗教生活也是世俗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也与中国社会区别最大。在一个儒家传统的社会，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没有遇见或者没想到过寻找一位导师，即便大学的研究生院里的各种博导硕导，基本上也不懂得如何担当学术导师，只有工人国家时代的师傅满天叫，抑或所谓东瀛老师。

基辛格的第一位导师也是二等兵，是比他年长15岁的弗里茨·克雷默（Fritz ），一位纽约的尤太知识分子，研究国际法。同样属于84师的克雷默与基辛格一见如故，在战争的几年间与基辛格谈历史、谈政治、谈尤太人的处境，影响了后者的一生。当然，作为一位保守主义者，克雷默的保守主义哲学也影响了基辛格的终身立场。所以从思想养成来说，基辛格是一位保守主义者，是从军营时代就奠定了。

基辛格与他的导师克雷默｜网图

而且，军营生活也奠定了他的知识分子生涯的开始，那就是，依据战后的士兵权利法案，基辛格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1947年基辛格进入哈佛读政治学；1950年本科毕业，他的本科论文写了388页，还不包括前后的文献和序言。他的导师艾略特读了前150页就拒绝再读下去，给了一个最优秀的评分，Summa Cum Laude。

不过，人们一般知道他这篇本科毕业论文因为太长，而催发哈佛大学产生了一个长度规则：即本科生的论文不允许再超过150页，却很少注意到，他这篇题为《历史的真义》的本科论文不仅因为篇幅、而且包含着基辛格的终身外交哲学而载入史册——用他导师艾略特的话说，就是康德和斯宾诺莎的混合体。作为老狐狸和现实主义者的基辛格，终其一生未变的外交哲学，如他的本科论文确立的，追求着康德的永久和平理想和斯宾诺莎的激进主义。

之后，他拿到本科学位，其实就改变了他的家庭此前对尤太人、对他自己的期望——即最初只是希望将来做一名会计，也是尤太人经常从事的一个职业，但是从他进入之后就意识到，美国的精英政治从此向他敞开了大门。此后基辛格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进入哈佛大学政治系的教职轨道。

其间，他在1954年完成、1957年出版的博士论文《重建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1812-1822》，研究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这是他在入阁前作为一位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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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梅特涅：基辛格的均势理论

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基辛格总结和重提1815年的欧洲均势政治，the of power，是他对冷战战略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理论勇气，贯穿他全部的外交生涯——无论是作为哈佛大学教授，还是作为总统安全顾问、国务卿，抑或是卸任之后的公共知识分子或者政治公关-游说者。这也是美国博士培养体制对政治和外交的贡献，一个知识分子在博士论文里的思想，是一位知识分子终身思想和实践的起点与核心。

基辛格(前排左三)在哈佛大学国际关系中心,1958年|资料

也在这个意义上，即1815年维也纳和约的现实意义上，有些媒体把他评价为是“最后一个19世纪的人”，或者干脆就是“梅特涅二世”。这个评价没有错。他把19世纪初关于欧洲和平、均势的外交经验放到了20世纪的冷战当中，作为美苏均势的理论和历史参照，甚至延伸到了21世纪初的20年。他的全部政治生命似乎都围绕着这个均势来进行。特别是，在经历了后冷战的式微与混乱之后，人们突然发现，新冷战到来的时刻，仍然能够看到基辛格的均势思想在继续，一个多极世界仿佛又回到了19世纪初。

19世纪10年代的欧洲，围绕着对法国革命的恐慌，形成了一个包括英、奥、俄、普的神圣同盟，也形成了一个均势结构。而且在1815年之后没有几年，法国也被邀请加入到了这么一个同盟当中。这种均势维持了百年的和平，第一次实现了康德的永久和平的理想。以另外一种实践，一种没有道德、很残酷的一种实践方式，来实现的康德的百年和平理想。

这是基辛格的研究重点，他试图把这种均势模式理论化，然后应用在冷战当中的美苏关系，也包括后来的中美苏三角关系。在他看来，均势才是最重要的，是和平的基础。当然，另一重均势、也是和平的基础是：美苏双方核武器确保相互摧毁。

而且，基辛格在1950年代便提出了所谓有限战争理论，试图以战术核武器优势抵消苏联红军的常规优势。当然，这一理论被库布里克拍成了《奇爱博士》的电影，基辛格也因此在公众中名声大噪。但到晚年，他承认了这一理论的错误。我们也看到他从政之后自己最为看重的外交成就除了美苏、美中缓和，就是核武器的军控谈判成功。

库布里克导演的《奇爱博士》1963年｜剧照

因此可说，基辛格的政治成就可与他研究的梅特涅相提并论，堪称现代美国的梅特涅。作为一个奥匈哈布斯堡王朝的首相，梅特涅出生在莱茵省（今天的西德），并非奥地利人，但为外强中干的哈布斯堡王朝奠定了百年和平的基础，直到一次大战。如同梅特涅，基辛格也是在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泥沼中入阁，经过努力结束了这场战争，并且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是他最自豪的政治成就，但也伴生了“战争屠夫”的大量批评。

此外，他在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成功斡旋，把萨达特和以色列都拉到了自己的身边，尤其把萨达特拉到了美国一方，创造了历史性的埃以和解。类似的，在中美苏三角关系当中，他成功地让美国同时对中苏缓和，让美国分别与这两个敌对国家的关系比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更好、更受信任。1972年初，在尼克松访华之后一个月，基辛格就成功地让尼克松访问莫斯科，成功地与勃列日涅夫达成了军备控制协议，并且在莫斯科推动了越南战争的结束。

1972年11月，时值越南战争期间，基辛格在纽约与尼克松总统会面｜AP

基辛格结束了这场令美国受到重创的战争。卸任后他撰写了回忆录，文笔优美堪比丘吉尔，第一卷《白宫岁月》，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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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合体

他笔耕不缀、著述颇丰，同时他极富传奇且漫长的政治生涯本身，也吸引了许多学者研究，研究他的著作即使不算显学，也相当丰富。

其中，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写了一部基辛格的长篇传记，以1968年为界，按照时间顺序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叫《一个理想主义者》，下部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弗格森笔下，基辛格是一个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演化体：在进入白宫之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呈现为一个理想主义者，而在入阁之后，更多地表现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或者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用复杂的外交技巧、非常娴熟的展开斡旋。例如在第三次中东战争、第三次印巴战争，对中美关系破冰、对美苏缓和创造做出了巨大贡献。

1974年8月成为国务卿的基辛格与福特总统｜白宫资料

不过，就像他的身后，有批评指他在卸任后与中国的联系，姑且称之为民间外交，其实远超，也远超一般政治公关或者院外游说，而是运用其影响力，特别是与中国官方的影响力反向介入美国外交，包含着很强的理想主义，而非简单的实用主义或者现实主义；他身上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很难用时间线或者在位与否明确区分。

例如，我们知道，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议》也是基辛格的一大贡献。基辛格努力说服勃列日涅夫签署了这一协议，其中包含着Ren**权条款，被后人认为是苏联东欧阵营从内部开始瓦解、反抗的一个起点，也是冷战结束的开始。换句话说，当基辛格开创了美苏缓和，而正是这个缓和，也为苏联的垮台创造了条件。

同样，他所开启的中美关系缓和，让中国加入到了世界的怀抱当中，他以为改变了中国的革命国家性质，或许至死仍然相信这一点，也让美国社会在冷战后坚持接触对华政策，期望最终有所改变，以至于他自己被当做中美缓和的一个象征。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恩来会谈｜资料

也就是说，中国今天的经济的起飞，融入全球化，基本上是一种冷战红利，而且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功于基辛格，他在生前一直在维持这一冷战红利，远超对苏联-俄罗斯解体的红利关注。当国际社会把他当做所谓中国利益代理人的另外一方面，他实际上扮演着中国冷战红利的一个化身，并且以他的百年政治生命作为担保。

而这一成就，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追溯到1950年代保罗·尼采制定的NSC68号文件，当然他也隐瞒了是尼克松在1969年先向他提出了中苏分歧或可利用的战略设想，但是从思想上，他归为1950年代起对苏联和中国的认识：前者已经丧失了革命性，不再是斯大林领导下的革命国家，而是一个想维持现状的国家，这和中国这1950-60年代的输出革命迥然不同。结果，他成功地让美国变成了比中苏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受信任的一个战略伙伴。换句话说，中苏之间互相不信任，但是对美国永远要比另外一方更信任。

那么他如何做到这一点，按照弗格森的解释，却是缘于他的理想主义，即对唯物主义的彻底抛弃。这与他自己信奉的斯宾诺莎主义哲学似乎有些抵触，却是外交思想上对美国传统理想主义的继承。他并非如有人评价的代表典型的尤太人的风格、而非美国外交。在我看起来，他所代表的就是美国传统外交的风格。这传统外交风格指的是20世纪威尔逊以来的美国的外交风格，即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化身。

1971年访问北京期间，基辛格与助手温斯顿·洛德在起草公报期间打乒乓球｜白宫资料

这是跟19世纪的欧洲维也纳协议所代表的一种没有道德的、没有理想的现实政治迥然不同的东西。在基辛格身上，外交领域的理想主义，恰恰是美国所特有的，相对于欧洲现实主义传统的例外。这就是威尔逊的1918年底针对十月革命提出的十四点原则，构成20世纪美国外交的理想主义指针，直接促成国联建立、美国参加二战和联合国的建立，这是美国外交当中一直没有变的东西。这种理想主义，甚至可以追溯到门罗主义的产生，是相对于维也纳协议后的欧洲。

这种理想主义是美国外交与传统欧洲政治、也就是十九世纪欧洲政治最大的区别，也因此赋予了美国外交和基辛格道德主义的色彩，尽管因此不免被批评为伪君子。而他在任内结束了肯尼迪、约翰逊以来的越南战争，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之间、在现实主义的大国之间做了各种平衡，也就是一个有理想的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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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辛格为方法：道德政治的大玩家

进一步分析他的思想后面的哲学，从他的博士论文我们能看到很强的保守主义，强调道德的力量，也就是康德理论的核心。尽管他在1950年代很长时间里自诩自由派、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但是1950年代，基辛格为洛克菲勒三世服务、入阁之后为共和党的尼克松和福特服务，总是站在保守一边。

1974年6月美国《新闻周刊》把基辛格描绘成超人

不过，另一方面，他一辈子都在说自己是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这是什么意思？斯宾诺莎也是尤太人，一个魔镜人，在中世纪末期最早反上帝、反预定论，是一个激进的无神论者、现代世俗主义的开创者。但是在19世纪初，德国哲学界大部分人都把自己当做斯宾洛莎主义者，与康德主义相区别，尤其发展出所谓自由的斯宾诺莎主义，指的是追求内心无限的一种可能性。也就是我之前反复谈的世俗主义的基础，相对于自然主义而言的、强调自由意志的一种可能性。基辛格在自己的书里面也在不断的强调，一旦人体验了自由意志的可能，就会抛弃决定论，包括康德的道德主义的绝对律令。

这种自由意志是斯宾诺莎主义的重要内涵。反观基辛格的一生，其学术探索和外交实践，之所以被称为一个没有道德的政治家，或许根源就在于这种自由意志哲学，让他摆脱了所有道德约束，只为了维持世界秩序或者追求和平理想，甚至不惜以轰炸北越加速和平进程，如此种种的悖论。

基辛格多次一生50多次访华｜资料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和梅特涅有一点很相似，害怕革命。首先他的所有分析都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对任何国家内部的社会运动和革命都是不在乎的，特别是对1968-69美国国内反战运动的反感。他和梅特涅一样，后者恐惧法国大革命，他对全世界范围革命所具有的这种反感，让他变成了梅特涅意义上的反革命，但是同时变成一位道德的计算家。他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在大国力量之间的均势谋略，最终变成了基于道德的计算。在这意义上，他超越了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的计算。因此，说他是个没有道德的伪君子，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一个批评，他恰恰是一个道德的计算者。

同时，他把革命是看做对现有秩序的颠覆。他对世界秩序有一种痴迷，和平是均势是产生的、秩序是和平的代名词。而冷战的开始，对他来说，恰恰就是从苏联在二战之后、斯大林接纳和加入到联合国秩序的那一刻起，时间开始了——那也意味着放弃革命、接受国际秩序，这是美苏战争期间最重要的共识和结果。

反而是中国在冷战开始之后扮演了一个世界革命的角色，这与苏联所不同的，所以从那开始，他就怀疑中苏之间分裂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分裂的可能性从来很长时间没得到证实，只有到了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慢慢的才得到证实。

百年外交家亨利·基辛格（1923-2023）｜

所以在这意义上讲，他生前最后的一个外交活动，推动旧金山峰会召开。如果以基辛格为方法，可以发现这个峰会的一个重要意义：当一方对另外一方讲世界足够大、太平洋足够大，可同时容纳中美的时候，这是一种求和的信号，而不是追求革命。至少，它不是一个革命语言。革命语言是寻求一种普遍的普世的替代。苏联曾经在二、三十年代追求普世主义的革命，来替代现有秩序的一种可能性、话语和设计。但是在旧金山峰会上，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革命性。这是以基辛格为方法，我们能够看到、能够判断的一点。

总而言之，他是一个道德政治的玩弄者，在他的外交政策招致的终生批评、以及围绕中国外交而产生的批评，在我看起来也证明他是道德政治的一个大玩家。（END）

作者吴强授权《陶舜财经》转登此文，他的公众号是《吴博士私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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